我天真地相信領導的話，在座談會上毫無顧慮地提出以下意見。（網絡圖片）
禍從天降
1957年間，我由公安機關調至中共城南區委宣傳部任宣傳幹事。反右運動在全國及本市早已開展，直到10月28日城南區委機關才召開全體工作人員會議，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，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，做到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」。領導又特別對我說：「你是公安局調來的，又是黨員，革命堅定，是最熱愛黨的，劃右派不會劃到你的頭上來，不要有顧慮，要大膽地提意見，起帶頭作用。」我天真地相信領導的話，在座談會上毫無顧慮地提出以下意見：
1、公安部門在鎮反中不應該事先作計畫、定指標，每個月、每季度要關管殺多少人，應該據實情按政策辦事。
2、本市土改中劃階級成份，對某些人劃得不夠準確，不是地主的劃成了地主。
3、本市對退伍軍人的安置工作做得不夠好，引起他們不滿意，有的沒分配工作，連飯都吃不上。
我的發言當場受到領導的表揚，號召大家向我學習。我當時很高興，感到沒有辜負領導的信任。不久後一天的上午，在食堂裡、辦公室的過道內以及戶外，突然用麻繩拉起一串串的大字報，我一看嚇了一大跳：「打倒右派份子凌春華！」「凌春華是有綱領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！」「凌春華必須老老實實交待自己的罪行！」緊接著就是大會、小會的鬥爭，連打帶罵，一連鬥了我一個多星期。我被鬥得昏天黑地，精疲力乏，怎麼也想不通我會被劃成右派。這天大的冤枉向誰能說得清？我被關了禁閉，由專人看守。一個星期天的上午，看守人員疲乏想休息了，我便請假，假說要去買早點吃。獲得同意後，我連忙走了出來，馬上搭車去了南嶽，其實我是想到南嶽山上去跳崖自殺，讓南嶽菩薩證明我是清白的。
可沒有想到，想死沒死成。在上山的路上遇見南嶽派出所所長，他是我在省公安幹校的同學，問我怎麼來到南嶽。我只好謊說是出差，順便上山看看。他忙說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來南嶽視察，做保衛工作的人手不夠，請我協助他們。我不好拒絕，只好同意。一共待了三天。在這三天中我思想起了大的變化，心想這樣去死是不值得的，反害了自己和家人，冤枉總會有一天可申雪的，一定要堅強地活下去。於是我回衡陽，到了我原來工作的柴埠門派出所。在我去南嶽的幾天中，城南區區委派出大批人員四處搜查我，但他們做夢也沒想到我這個「右派份子」此時正在執行保衛中央首長的機密任務哩。派出所有人給城南區委打了電話，區委馬上派來幾個人，把我五花大綁戴上高帽，掛上牌子，押著我從中山北路到中山南路來回遊街示眾，又日夜採取車輪戰術搞逼供又跪又打，還在《衡陽日報》報導我的所謂罪行，想把我置於死地。為了活下去，對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之苦，我只有一忍再忍。到1958年5月，區裡宣布對我的處分：定為「極右份子」，開除黨籍和公職，送勞動教養。這是對右派的最重處分，還美其名曰「敵我矛盾作內部矛盾從寬處理」！
在株洲「湖南新生工程隊」
我和一批同類被公安局派員統一押送至株州「湖南新生工程隊」勞教。所謂新生工程隊，實際是一個勞改場，簡陋的工棚周圍佈滿了鐵絲網，高高的崗哨亭上架著巨型探照燈，荷槍實彈的衛兵晝夜看守。我們的任務是修築田心鐵路樞紐站路基。此處荒山亂崗，野樹雜草遍地，要將它在短期內整成平地並建成路基，任務是十分艱難的。早上5點鐘吃飯，從6時幹到中午12時，中飯後下午1時接著幹到6點，晚飯後再從7時幹到晚上11點，一天勞動15個小時以上。初來的些同類們都是知識份子，從未幹過這樣重的體力勞動，不少的人病了倒下去，但為了爭取早日「改造好」脫掉「右派」帽子，不得不極力忍受著，我當然也不例外。晚上沒有電燈也要開工，我是近視眼，看不清路，挑著沈重的擔子